朔州的历史是灾难与昌盛轮回的历史;朔州的历史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争战与融合的历史

　　战争是残酷的，它给朔州带来了灾难和创痍;战争又是极具竞争性的，它也给朔州带来变革与生机。战乱后的人口大迁徙，枭雄豪强的割据，聪颖贤明者的出现，为朔州的历史文化不断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些都是多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接点。

　　朔州，春秋为北狄所居，战国时为林胡、楼烦所居。后赵武灵王向北开扩疆土，击败林胡、楼烦，驻守云中，防御漠北民族南犯。从秦统一到汉初，朔州地区人口稀少。匈奴强盛，大量汉人俘虏留滞大漠。汉武帝伐北时期，又从关中大量移民充实塞外。但都没有让朔州人脉恢复元气。特别是到了东汉晚期，中原大乱，无瑕顾及边塞，北部匈奴、鲜卑、乌桓相继南迁占据朔州地区。之后的“五胡乱华”又把朔州拖入战争的泥淖。隋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东汉以来300多年的大乱，但突厥一直不断袭掠或占据塞外。直到唐平息刘武周起事，塞外北方才又收复回中原。

　　每次战后，总有大量人口死伤或流亡;每次朝代更替，又总有大量人口迁徙充实;每当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占据朔州地区，总会将本族的民众迁来。当他们被另外的北方游牧民族代替，或是被中原收复，一方面他们大部人会留居，另一方面，新的主人又会将其族民，或从北方，或从中原迁徙到朔州地区来。随着各民族的相处、交流、通婚，在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后，便自然产生多元素的地域文化。

　　数千年来，各民族经不断地交汇融合，时至今日，已融为一体，组成了和睦相处的中华大家庭。民族之间文化差异也越来越少，然而仍有一些区域性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在相传遗存。

　　今天朔州地区的汉姓中，仍保留有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古姓。如春秋时代的戎、安、米、狄等，秦汉时期的党、单等，古姓演化，甚为复杂，但这无疑是寻根问祖的一条可靠线索。

　　朔风浩浩，岁月悠悠，回荡着千百年来民族融合的协奏曲。

　　《怀仁县志》中有这样一行文字：“辽析云中县地，置怀仁县。因太祖会后唐武皇于此，取怀想仁人之意，故名。”

　　这段文字也道出了怀仁置县的深刻寓意和具体年限，也告诉世人一段民族融合的传奇往事。

　　这段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一个便是后唐太祖李克用。

　　而由此凝结的“怀仁”二字古色古香，弥散千年，滋养文化逾百代，引领邑境越千年。

　　他们苍劲有力的手臂，相拉的是多元民族融合的帷幕，紧握的是历史岁月的凝重，挥动是生命的旌旗，奠基的是民族和谐的柱石。

　　在和平的阳光下，人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跨国贸易活动。以往运送兵车的边关要塞，如今成了通衢大道

　　朔州之地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争战的要地，而且也是“和亲"、“附汉"、“迁徙”和互通关市的通道。先人们从雁门关至杀虎口走出了一条南北通衢——马邑古道。马邑古道南延北伸，形成了中原通往大漠以至中亚、波斯和欧洲的交通大动脉，它在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长期交流和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

　　素有“带水环山，首附朔郡，北控塞口，第一要冲”之称的杀虎口，也成了称雄商界600年的晋商，从内地向塞北口外和漠北亚欧等地通商的必由之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走西口，走的就是杀虎口。

　　一曲《走西口》荒凉的曲调，代代流传，让人们以为，走西口只是逃荒者的无奈，那些贫困走西口的人一定泪水涟涟、悲情无限，前面的路遥远无际，希望飘渺，而在杀虎口的另一边，有牵肠挂肚的父母双亲，有望眼欲穿的妻儿或心上人。其实，走西口也曾经是中原朝廷开发性移民的举措。所以，走西口更应该是拓荒者的赞歌。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4年)，清廷再举三路大军西征平叛，以安邦定国。圣祖玄烨御驾亲征，率雄兵铁骑、三临绝塞、平西戡乱、一统江山。杀虎口为西征大军的后勤大营，唯有晋商先躯请缨受命，毁家抒难，共赴沙场。兵马粮草，克期必至。节省国费数以亿万计。康熙西征凯旋，驻跸杀虎口，犒赏西征将士，御笔赐匾，改“杀胡口’’为“杀虎口”。值此，杀虎口息战事以兴商贸、散硝烟而响驼铃。

　　杀虎口在战争时期是边塞要冲，而在和平时期它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贸易税卡。在清代极盛时期，官税日进斗金斗银。即便是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每年的官税银仍达87万余两，几乎占清朝政府年税银的十分之一。

　　战则两费，和则同裕。商贸使各民族共享和平繁荣，也奏响了民族融合的共鸣曲。

　　在朔州就具有这样奇特的景象，一边是重重边关烽火、累累墓冢，一边是座座佛塔、栋栋庙宇。这是先祖们人性觉悟的正果，也是在警示身后来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来，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方兴未艾。到了北魏时期，佛教便兴盛于此。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便是他们的杰作。在辽时期，信仰佛教、勤于佛事几乎成为官民共同的向往。人们在一心向佛的背后，祈望更多的是平息战争、停止杀戮、和谐与共、教化善良。

　　历史就是这样匪夷所思，战争的发起者，又是大兴佛事的倡导者。云岗石窟前五窟的巨大造像，就是刻在石头上的拓拔王朝几位皇帝真实形象的再现。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一层的照壁板上有六幅供养人画像，南北面各为三幅。其特点是女像削发，男像毡冠，释迦主佛须胡，这是契丹族典型的特征。该塔正是兴宗仁懿皇后所倡建，用作家庙以彰显其一门三后、一家三王的功勋厥伟。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位于山西应县城内西北隅，因塔内供释迦佛而得名，塔身全是木制构件叠架而成，所以俗称应县木塔，是中国建筑艺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建筑。在建筑技艺上与法国的艾菲尔铁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齐名，被世人称为世界三大奇塔。

　　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距今已有950多年的历史。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总重量7400余吨，用木料3500立方米。塔身为楼阁式建筑，平面八角形，外观五层六檐，平面八角，底层扩出一圈外廊，称为“副阶”，与底层塔身的屋檐构成重檐，所以共有六重塔檐。每层之下都有一个暗层，所以实际上是九层。暗层外观是平座，沿各层平座设栏杆，可以凭栏远眺。全塔没有一个铁钉，全靠木构件和54种斗拱卯榫咬合垒叠而成，宏伟壮观，堪称我国古建筑的瑰宝，世界木结构建筑的典范。

　　塔上的60余块珍贵匾联，是历代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佛门高僧游览木塔时，挥毫泼墨留下的绝代珍品。其中“峻极神工”和“天下奇观”是明成祖朱棣和明武宗朱厚照两位皇帝的亲笔御题。特别是这批辽代秘藏中有两枚弥足珍贵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一佛牙舍利。牙身凹槽和根部都增生有白、红色舍利子，银椁盛放，七宝顶礼，旷世珍贵。

　　千年以来木塔虽遭受无数次自然突害和人为破坏，却仍安然无恙，傲然屹立，被世人称为“千古之迷”。

　　崇福寺是我国现存辽金时代规模最大的三大佛寺之一。它位于朔城区东大街北侧。为唐代名将尉迟恭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奉敕命特建。金代扩建，又经明、清两代修葺，成为当今一处殿阁巍峨，气势恢宏的佛门巨刹。199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壮丽的寺庙建筑，高大逼真、堂皇华丽的彩塑壁画以及丰富的文物藏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历史沿革

　　从朔州市峙峪、边耀、鹅毛口古遗址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此生息。

　　春秋以前，这里为少数民族北狄所居。战国时，归入赵国的版图。秦时置雁门郡，治善无(今右玉县)。西汉时，置马邑县(今朔城区)、中陵县(今平鲁县)、剧阳县(今应县)、阴馆县(今朔城区东南)、陶县(今山阴县)、埒县(朔城区南)、楼烦县(今朔城区西南)、善无县(今右玉县)，仍归雁门郡管辖。东汉时，雁门郡移治阴馆县。东汉末大乱，人民逃亡，大部分县撤废。西晋时，将峪岭(今雁门关)以北各县民撤往岭南，地归代王拓跋猗卢。北魏时属畿内地，置桑乾郡(今山阴东)、繁峙郡(今应县东)、马邑郡。北齐天保六年(555)，将朔州治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到马邑西南。北齐天保八年(557)改马邑县为招远县，为朔州治。北周升朔州为总管府。隋废总管府，改为马邑郡，辖鄯阳(朔城区)、开阳(朔城区南部)、神武(山阴、应县境)。唐武德四年(621)，改马邑为朔州。唐天宝元年(742)，又改朔州为马邑郡。唐初，在马邑郡置大同军节度。会昌三年(843)，改为大同都团练使，领云(今大同)、蔚(今河北蔚县)、朔(今马邑)三州。咸通九年(868)，重置大同节度使，移治云州(今大同市)。五代时，在唐明宗出生地金城置应州，又分朔州置寰州(今朔城区西影市寺林东)。后晋天福元年(936)，朔州、寰州、应州割让给契丹。辽时，朔州为顺义军节度，应州为彰国军节度，统属西京道。金仍之。元隶山西道大同路。明时，朔州隶大同府，辖马邑县，应州辖山阴县。清沿明制。雍正三年(1725)置朔平府(治右玉)，辖右玉县、左云县、平鲁县、宁远厅和朔州及马邑县。怀仁、应州与山阴同隶大同府。民国元年(1912)五月改州为县，同隶雁门道，后雁门道撤，直隶山西省。抗日战争时，以同蒲路为界，路西归晋绥边区，路东归晋察冀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隶察哈尔省。1952年划归山西省，属雁北专区。1958年改属晋北专区。1961年重新归雁北专区。1989年1月，国务院批准由原雁北地区划出朔县、平鲁县、山阴县，设立朔州市。1993年7月行政区划调整，又划入怀仁县、应县、右玉县。现辖两区四县，共106个乡镇，1832个行政村。